2018-12-14来源:大朝山东镇新闻网

晚清七十年众生相(六十四):中日合邦在甲午战后,清政府为抵御来自日本的威胁,制定了“联俄制日”的基本外交方针。1896年,李鸿章出使俄罗斯,在莫斯科与俄国外交大臣签订了《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》,即《中俄密约》,许以俄国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、战时运兵之权利,以图共同防御日本。清廷此举本意是引援自保,谁知却是引狼入室,反而加速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之势。俄、德、英、法纷纷“租借”沿海港湾,以拓展其军事覆盖范围,就连意大利这种小国也胆敢直接向大清开口索取领土。国家灾难日渐深重,清政府完全是依靠列强之间分赃不匀,才得以苟延残喘。时间紧迫,若不寻求洋务运动以外变革之路,亡国灭种之祸近在眼前。在这个大背景下,1898年,光绪皇帝决定效仿日本明治维新,进行戊戌变法,以救亡图存。以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党人,被推上了晚清历史舞台的最中央。日本的明治维新,从1868年倒幕建立新政府算起,到甲午战争胜利跻身世界强国,花了接近30年的事件,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。反观清朝的戊戌变法,虽然光绪在《定国是诏》中,声称是为“变法自强”,出发点是好的。但维新党人却过于急进,总想毕其功于百日,步子迈得过大,损害了太多旧官僚的利益,客观上为变法增添了无穷阻力。康有为等罔顾光绪无实权的事实,企图让光绪效仿古时之雄主,设立几个军机章京来架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。大权旁落的旧贵族、旧官僚们天天跑到颐和园,找慈禧太后哭诉,慈禧对戊戌变法的态度渐渐转为不满。在百日维新后期,眼看变法即将失败,康有为等人也病急乱投医,提出的改革方案越来越离谱,甚至建议光绪让中国和日本进行合并。中日合邦之说,源于樽井藤吉在1893所著的《大东合邦论》。在该书中,樽井藤吉提出未来东亚的发展战略,是日本与朝鲜“合邦”,然后再与中国“合纵”,建立一个新的国家,这实际上是后来日本所谓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思想源流。很可能受此影响,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,就有过“中日合邦”的想法。康有为在自编年谱《我史》中提到,在1898年5月,他就“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,定稿极详,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,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。”后来受俄国势力阻挠,康有为和矢野文雄的“中日合邦”之议没有继续进行下去。直到9月18日,康有为接到光绪密诏后,有一场与英国人李提摩太的会见,而后又重新向光绪提出了中国与外国“合邦”的想法。此时离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,囚禁光绪还有3天的时间。李提摩太是一位英国传教士,曾鼎力赞助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,颇受康、梁等维新党人崇敬。李提摩太此行,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幅俄、法、德、英等国谋划分裂中国的“瓜分图”,并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中国如何抵御侵略的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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